在茶文化兴盛的过程中，文人雅士推波助澜，功不可没。现有研究成果充分肯定了唐宋文人在茶文化的精致化、高雅化等方面所起的历史作用。唐宋文人对中国茶文化最重要的贡献，是他们将日常茶事与自己的审美活动、精神追求结合起来，使饮茶品茗具有高妙的审美价值和玄远的生命意味，从而形成了独特的茶文化——文人茶。
    盛唐以前，人们种茶、采茶，多注重茶的药用功能和经济价值，对茶树、茶叶之自然形态甚少审美性认识。中唐以后，文士渐渐认识到茶树、茶叶所独具的自然美。陆羽《茶经》开篇即云:“茶者，南方之嘉木也。”五代的《茶酒论》也是首先强调茶为“百草之首、万木之花”，对茶之自然形态加以赞美。晚唐时，还出现了专门欣赏茶叶之美的诗歌作品。
    入宋以后，文人更是在咏茶诗文中对茶树、茶叶的葱绿、鲜嫩大加赞美。如秦观《茶》诗，即云茶之清香不愧杜蘅、可比椒菊:“茶实嘉木英，其香乃天育。芳不愧杜蘅，清堪拼椒菊。”如陈与义《初识茶花》诗，“青裙玉面初相识，九月茶花满路开。”将茶花比做清秀的佳人。
    由于茶树大多生长在南方湿润的山坡、溪旁，往往山清水秀、云雾缭绕。从晚唐开始，文人不仅喜好饮茶，而且纷纷游览茶园，探访茶山，在秀美宜人的景色中，抒发自己亲近自然、身处田园的喜悦之情。杜牧在《题茶山》开头即云:“山实东吴秀，茶称瑞草魁。”茶山的秀美、春茶的清香，使诗人暂时忘却了仕途奔竞的劳累，以致他在离开时恋恋不舍、黯然神伤:“重游难自魁，俯首入尘埃。”宋代茶叶经济更为发达，产茶地域空前扩大。西蜀、吴越之青山绿水，因向产名茶而为宋代文人所垂爱登临。如范仲淹即作有《潇洒桐庐郡十绝》组诗，其五云:“潇洒桐庐郡，春山半是茶。新雷还好事，惊起雨前芽。”对桐庐郡(在今浙江杭州西南钱塘江沿岸一带)漫山遍野的茶园做了热情的讴歌。郑樵《采茶行》更是景新意惬、喜气流注:“采采前山慎所择，紫芽嫩绿敢轻掷……逢春吸露枝润泽，大招二陆栖魂魄。”诗人甚至想在清丽秀逸的茶山中置宅种茶，长伴春山绿茶，尽享隐逸品饮之趣。
    茶还吸引了唐宋时期众多的文人不惮劳苦，寻访天下名泉。中唐诗人独孤及任职江南时，曾特地造访慧山清泉，作《慧山寺新泉记》，对陆羽发现慧山胜境之功大加称赏。白居易在杭州刺史任上，亦曾上灵隐寺，于夏夜独坐冷泉亭中，“爱其泉淳淳，风泠泠”，享受清幽泠然之美。欧阳修精于品茗，更善别水，他仕旅所及，必陟岭寻泉，留下了《浮槎山水记》、《虾蟆碚》、《大明山水记》等论水评泉的诗文。苏轼现存咏泉水诗文尤多，《天庆观乳泉赋》、《廉泉》等篇，均系亲至泉边、品尝水性之作，其中参廖泉、惠通泉的名字还是苏轼所起。唐宋文人深知新茶还须活水烹煮的道理，因而他们并不满足于寻访名泉，更愿意流连山间，闲坐瀹茗，这样，既能品尝活水烹茶的清香，又能欣赏到山涧泉边的自然美景，别有一番情趣。
    茶树、茶叶本是天地造化之嘉木灵苗，自然清丽，茶山、茶园景色宜人，充满野趣。苏轼《黄鲁直以诗馈双井次韵为谢》诗云自己品饮黄庭坚所送双井奇茗后，不禁欲游吴越、泛舟太湖:“明年我欲东南去，画舫何妨宿太湖。”杨万里《谢岳大用提举郎中寄茶果药物三首·日铸茶》谓友人所赠日铸茶:“唤醒老夫江海梦，呼儿索镜整乌纱。”可见，清泉、新茶在唐宋文人心目中不只是一种止渴静心的饮料，还是林泉、田园的象征。茶将山川自然与唐宋文人的心灵紧紧地拉到一起，远方的茶园，山中的清泉，俨然成了唐宋文人心灵的故乡、精神的家园。